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牡丹历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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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竞夸天下双无绝,独立人间第一香"。牡丹是我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,花大色艳、雍容华贵、富丽端庄、芳香浓郁,而且品种繁多,素有"国色天香"、"花中之王"的美称,长期以来被人们当做富贵吉祥、繁荣兴旺的象征。
 
 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美的民族、爱花的民族,尤其钟爱牡丹。我们的祖先爱牡丹、种牡丹的历史几乎和他们生息繁衍、发展壮大的历史一样深厚悠久。
 
  牡丹,原为陕、川、鲁、豫以及西藏、云南等一带山区的野生灌木,散生于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坡和林缘。我国牡丹的种植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,1972年甘肃武威东汉圹墓中发现的医简中已有牡丹入药的记载。
 
  牡丹作为观赏植物始自南北朝时期,文献多有记载。刘赛客《嘉记录》说:“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”,牡丹既已入画,其作为观赏的对象已确切无疑。谢康乐更具体指出种植的具体情况:“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。”(《太平御览》)近代生物学先驱达尔文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写的《动植物在家养情况下的变异》一书中说,牡丹在中国已经栽培了一千四百年“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推到一千四百年前,那是公元五世纪,即南北朝初年,和中国牡丹的栽植历史大体相属。
 
  隋代,隋炀帝(公元605-618)时“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……,昭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(今河南洛阳)……。易州(今河北易县)进二十箱牡丹”。《隋志素问篇》中说道:“清明次五时牡丹华。”这又足以说明牡丹作观赏植物则规模更大。
 
  唐代(公元618-907)牡丹栽培开始繁盛起来。开元中盛于长安。传说当时洛阳有个叫宋单父的善于种花,应唐玄宗李隆基之召,到骊山种了一万多本,颜色不相同(《龙城录》)。李白“云想衣裳花想容,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,会向瑶台月下逢。”等三首“清平调”就是歌咏几种不同颜色牡丹的。“庭前芍药妖无格,池上芙蓉静少情。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(刘禹锡:“赏牡丹”)“帝城春欲暮,喧喧车马度;共道牡丹时,相随买花去。贵贱无常价,酬值看花数:灼灼百朵红,戋戋步束素。……家家习为俗,人人迷不悟。……”(白居易:“买花”)从以上这些诗篇可以看出当时帝都长安裁培牡丹的盛况。这时,牡丹不但颜色种类多了,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奇变异和重瓣现象。“兴唐寺有牡丹一窠,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朵,其色有正晕、倒晕、浅红、浅紫、紫白、白檀等,独无深红,又有花叶中无抹心者,重台花者,其花面七、八寸。”(《酉阳杂俎》)“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,花始开香气袭人,一朵千叶,大而且红。”(《杜阳杂俎》)。这也说明了,我国早在公元九世纪,便已经有了重瓣牡丹。
 
  宋代(公元960-1279年),中国牡丹栽培中心,由唐之长安而转移到了洛阳,牡丹的品种更多,栽培技术更加系统、完善。并出现了一批理论专著,对牡丹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。这一时期的著作有欧阳修的《洛阳牡丹记》;周师厚的《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》、《洛阳花木记》;张峋的《洛阳花谱》等等。记述了牡丹的栽培管理,总结出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成熟经验。欧阳修说:大抵洛人家家有花,而少大树,盖其不接则不佳。
 
  北宋末年,战乱不断,洛阳牡丹开始衰退,陈州牡丹取而代之,张邦基撰《陈州牡丹记》云:“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,然未若陈州牡丹之盛且多也。圆户花如种黍粟,动以顷计。”
 
  南宋时,牡丹栽培中心南移,由北方洛阳移向南方的天彭(今四川省彭州市)、成都、杭州等地。天彭裁培的牡丹,为蜀中第一,号称“小西京”。诗人陆游在蜀中做官,亲往游赏,并撰《天彭牡丹谱》(1178年)。宋室南渡后,洛阳花事衰微,杭州却得到发展,出现一些新奇品种,如‘重台九新淡紫牡丹’、白花青缘牡丹’等。
 
  元代,是中国牡丹发展的低潮时期,长安、洛阳等地能见到的好品种已屈指可数,品种退化,重瓣品种难得一见,因有“千叶独难遇,亦犹千人为英,万人为杰,尤世纪不恒有者”(姚燧《序牡丹》)之叹!
 
  明代(公元1368-1644年),牡丹的栽培的中心,转移到了安徽亳州。夏之臣《评亳州牡丹》云:“吾亳州牡丹,年来浸盛,娇容三变,尤在季孟之间。等此而上,有天香一品,石榴红,胜娇容,宫红袍,琉璃贯珠,新红种种不一,杂红最后出,品种难得。又有大黄一种,轻腻可爱,不减三变。佛顶青为白色第一。大抵红花以花子红,银红、桃红为上。”又云:“草堂数武之步,种莳殆偏,率以两色并作一丛,红白异状,错综其间,又以平头紫,庆天香,先春红三色插入其花丛,间集而成文章,他时盛开灿然若锦”。此时开中国插花技术之先河。
 
  在明代,亳州牡丹虽有盛名,但曹州(今山东菏泽),国都北京牡丹栽培也逐渐繁盛起来。江南太湖周围,西北的兰州、临夏也有所发展。
 
  曹州与亳州皆于明代嘉靖(1522~1567)年间引入牡丹,也同于万历(1573-1620)年间达到繁盛。两地之间相互交换品种,“曹花多移自亳”(清·余鹏年《曹州牡丹谱》);亳州也引进入不少曹州名品,如《亳州牡丹史》中记载一种“金玉交辉”的品种,说是:“曹州所出,为第一品。”又有“忍济红”“萍实红”两种,也产于曹州。《曹南牡丹谱》亦云:“至明曹南牡丹甲于海内。”曹州一士人家,牡丹有种至四十亩者,……多到一、二千株,少者数百株。”(《五杂俎》)。由此可以看出,现今牡丹的主要产地菏泽,在明代就已开始繁盛了。
 
  北京自辽、金建都于此,牡丹栽培日渐兴盛。明代的《北京考》上记载辽圣宗(公元982-1031)在统和12年(995年)三月去长春宫观赏牡丹。在明代,牡丹栽培极盛,“金殿内外尽植牡丹”。城外还有三大名园梁家园、清华园和惠安园。
 
  在江南,明代以江阴牡丹为盛。此外杭州、苏州、上海也有不少种植。广西灌阳也产牡丹,据明代《广西通志》记载,在广西“牡丹出灵川、灌阳,灌阳牡丹有高一丈者,其地名小洛阳。”
 
  清代(公元1644-1911年),曹州牡丹的栽培就更盛了,取亳州而代之。《曹县志》云:“牡丹非土产也,初盛于雒下(今陕西省雒南县),再盛于亳州,彼时已六、七百种,分五色排列,叙至于今,亳州寂寥,而盛事悉归曹州。”“曹州园户种花如种黍粟,动以顷计,盖连畦接畛也。”(《曹州牡丹谱》)。蒲松龄在他写的《聊斋志异》一书中,也曾有“曹州牡丹甲齐鲁”的记述。这时,曹州城东北各村栽培牡丹已很普遍。有以养花为业者,成园成圃者很多,其中尤以王李庄、洪庙、毛庄、赵楼各村为冠。道光年间赵玉田在村北建花园,专养牡丹、芍药,集本村之大成,园之周围树之以桑为篱,名曰“桑篱园”。著有《桑篱园牡丹谱》,其中记述了151种,内称:“山左十郡二州,语牡丹则曹州独也。曹州十邑一州,语牡丹则菏泽独也。”“菏泽为郡为里者,不知其几,语牡丹之出,惟有城北之一隅,鲁山之阳,范堤之外,连延褒不能十里。”其后,有《绮园牡丹谱》,核其名者百四十有奇。并云:“谷雨后往观,见姹紫嫣红,含蕊皆放,交错如锦,夺目如霞,灼灼似群玉之竞集,煌煌若五色之相宣。”当时栽培面积已达500多亩,每年输出十余万株,运往广州|、天津、北京、汉口、西安、济南等地出售。其中运往广州者为最多,收益亦大。当地农民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:“种果树莫若木瓜、柿子,养花木还是牡丹、芍药。”再加上社会上的爱好,菏泽人善于种花,以及牡丹根皮可供药用,所以菏泽牡丹,常期发展,历久不衰。
 
  在清代,甘肃大部分地区也有牡丹栽培。而以兰州、临夏、临洮一带为栽培中心地。清末编篡的《甘肃新通志》曾有牡丹在甘肃“各州府都有,惟兰州较盛,五色具备”的记载。延安万花山,位于杜甫川内花源头村对面,这里盛产牡丹。清·嘉靖修《延安府志》中记有“花源头产牡丹极多,樵者以之为薪。”附近群众有在农历四月初八到此赏花的习俗,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
 
  江南牡丹中有宁国牡丹和铜陵牡丹。据1936年编《宁国县志》载,“宁国、蟠龙素产牡丹,以白、黄为贵,……。”关于铜陵牡丹,据《铜陵县志》载:“仙牡丹长山石窦中,有白牡丹一株,……素艳绝丽。相传为葛洪所种。”葛洪为晋代人,按此传说,以有1600年的历史。
 
  新中国成立后,中国牡丹得到恢复和发展。目前,菏泽牡丹栽培面积已达5万余亩,600多个品种,已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、品种最多的中国牡丹栽培、观赏、科研中心,堪称世界之最。
 
  中国牡丹栽培的历史,形成以黄河中、下游为主要栽培中心,其它地区为次栽培中心或重要栽培地的格局。随着朝代的更迭,牡丹栽培中心随之变换,但主要栽培中心始终位于黄河中、下游地区。其转移过程为:洛阳(隋)—长安(唐)—洛阳(五代、宋)—亳州、曹州(明)—曹州(清)。这是中国牡丹品种群形成和发展的主线。除此之外,还有几个发展中心:一是长江三角洲、太湖周围及皖东南;二是四川盆地西北隅的成都、彭州;三是甘肃的兰州、临夏;四是广西的灌阳。
 
  中国牡丹从野生引入观赏栽培,已有1650年左右的历史。栽培品种从单瓣花逐步演化成复瓣、重瓣乃至台阁型。促使牡丹品种向重瓣化演进的主动力是良好的栽培条件。已知将品种的优良性壮和枝变,通过嫁接固定下来,由之,新品种大量涌现。
 
  总之,从唐代起,就推崇牡丹为“国色天香”,由于历代举国一致地珍视和喜爱,掀起了一次次的牡丹热潮。实际上已经赋予牡丹以国花的地位。尽管朝代更迭,花王牡丹,统领群芳,国色天香的崇高地位,从未动摇!牡丹在中国人民心目中,影响之深远,声望之显赫,地位之尊容,是其它花卉所不可企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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